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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吉林福彩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7 02:09:4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认为,虽然低龄暴力犯罪数量少,但是其主观恶意和危害传播效应很大,比如弑母案,“虽然一年可能在没有几起,但是其他的青少年看了以后,觉得还不用承担任何相应的刑事责任,这就给其他的青少年造成一种负面的消极作用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她表示,从国际整体趋势来看,14周岁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年龄界限。“我应该和心理学专家,伦理学专家,社会学专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说一年多来一直在纠结,在摇摆,然后再论证,“最后论证来论证去,认为在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,先完善我们的收容教养制度,然后再对这种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惩治与矫正相结合,这条路可能是中间路线, 但是是理智的、可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时,中国并不反对进行国际疫情全面评估总结,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日表示,中国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,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,总结经验、弥补不足。这项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,需要世卫组织主导,坚持客观公正原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点交锋2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福此次也表示,对于病毒溯源议题,中方愿意在世卫组织框架下,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。近年来,每当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,就会引发“该不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?”的讨论。这样的讨论也持续到了本次人代会的会场。有代表赞同,认为应该降低刑责年龄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,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帆就持这一观点。但也有代表反对,全国人大代表、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和全国人大代表、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就都认为,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表示,现实中虽然有14周岁以下恶性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,但是比例很小,“这种事情但凡发生了,大概都在媒体上曝光了。一年也就这么一两起,或者三五起。在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面,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”。而刑法规制行为一定要带有普遍性或者全面性。极个别的情况如果在刑法中被规定为犯罪,“有点顾此失彼,没有顾全大局,没有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爱,没有体现出国家的情怀。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法制文明的程度越高,对青少年的容忍度和宽容度越大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燕也表示,去年两会期间她还主张降低刑责年龄,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调研,观点已经改变,认为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,“我原有的想法动摇了,为什么?一个就是低龄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,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,客观讲还不占大多数,不具有普遍性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点交锋3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认为,主张降低刑责年龄的观点中,普遍采用一个论据,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为8周岁以上,认为参照民法中的规定也应当降低刑责年龄。“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,一个是刑事的问题,一个是民事的问题,刑事的问题属于公法规范的范围;民事的问题属于民法规范的范围,也就是私法规范的范围。私法可以宽容,可以放得更宽一些。但是公法或者说刑法对刑事责任的调整一定要严格把握,不能随意降低”。